同案同判是共识。在我国，除审判时怀孕妇女不能适用死刑以外，法律法规均未允许因性别不同而量刑不同，但众法律现象似乎并不支持这一共识。

(资料图片)

近日，发生于江苏省海安市的一起“相约自杀”案，就因网友感觉量刑“畸轻”而上了热搜。这起案件，目前报道已是非常详尽：男子张某，怀疑妻子小陈与他人有染后欲自杀。妻子小陈阻拦后，张某随即提出：共同投河自尽。小陈应允。第二日，张某果真捅伤自己，投河自尽。但小陈并没有如约赴死，甚至没有呼救，也没有拨打求助电话，就离开了现场，因为当时小陈“希望丈夫死了算了”。妻子小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。

网友找出来两年前的另一则报道做对比：2021年2月2日，同样是夫妻双方的鞠某与高某，因生活债务问题，萌生了自杀念头，两人商议，共同自杀。只是，这一次，最终因害怕而放弃自杀念头、离开了现场的是男方鞠某。判决称，鞠某被抓后，如实供述，依法可从轻，又自愿认罪认罚，依法可从宽。但最终鞠某还是被山东省龙口市法院判了12年实刑。

从判三缓四，到实刑12年，除去鞠某还实行了对妻子高某自杀的帮助行为外，就只剩性别不同的原因吗？类似的疑问，还在其他一些判例中出现。

2021年，黑龙江省大庆市的张某，被判过失致人死亡罪，原因是他在驾驶货车时，与坐在副驾驶上的女友李某发生争吵。李某情绪激动，多次要求张某停车，但张某未满足其要求，那时货车正行驶在高速公路辅路上，李某直接跳车，被车辗轧身亡。判决称，对于女友李某跳车，张某是应当要预见到的，因为那时李某“情绪激动”，但是张某疏忽大意，没有采取“立即停车”的措施予以避免。

可在另一个案件中，当坐后座的乘客是男性时，判决似乎不太一样。报道称，当时乘客邓某突然要求下车，并拉开了后车门，同车的另一乘客陈某立即阻止，司机李某也锁上车门。车行驶中，邓某再次要求下车，但司机李某未再理睬，直到邓某开了车窗，跳出车外。这份由某地中院发布的案例称，按照乘客的意愿，随时停车，并不是司机的法定义务。

这些案件类型相似，定罪量刑却迥异，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来的定罪量刑“重男轻女”趋势，真的存在么？还是说，只是统计上的异常值，刚好被我们找了出来而已？这需要实证数据释疑。

真有学者为此做了实证研究。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胡昌明以1060个刑事判决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，在这篇发表于《清华法学》的论文中，胡昌明得出结论：被告人性别因素，确实会对裁判产生影响，同样的罪行，法官对女性犯罪人一般较为宽宥，对男性则较严厉；女性被告的刑罚强度，比男性低了29.9个百分点。不过，胡昌明称，这只在轻罪上明显，在涉及较为严重罪行时，差异会缩小。

类似的统计结论，在国外也存在。2021年《犯罪研究》第一期的一篇论文就提到，名为斯庞和贝克纳的两位美国学者，对芝加哥、迈阿密、堪萨斯城三个城市的刑事判决数据做了统计分析，结论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受到监禁刑的惩罚。他们还分析了可能存在的原因：女性需要照顾孩子；她们亲自照顾小孩比抚育机构照顾小孩便宜，因而女性受到监禁会增加照顾年幼子女的社会成本。当然，这些都只在“罪行并不严重或者罪犯没有什么犯罪记录的情况下”才适用，也就是说，在涉及严重罪行时，刑罚强度可能会回复正常。

定罪量刑“重男轻女”因而可能是一个“真现象”。法官也生活在这个时代，他们应该也有着女性在生理、心理、社会分工和角色等方面比男性更为特殊的观念。这些观念，一定会影响量刑，因为量刑本身就是“经验直觉与理性分析共同作用的过程”。

这些观念不仅影响量刑，还在影响着政策制定，据报道，2021年，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实施了《关于女性犯罪记录封存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女性轻罪犯罪记录将予以封存，一般“不得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”，报道称这是“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轻罪行女性犯罪人权益的一项举措”。也是这一年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《法治蓝皮书（2021年）》建议，对这些女性罪犯从宽假释：初犯的非数罪并罚的女性；有不满16周岁未成年子女确需抚养的女性；服刑已满10年且改造表现良好的女性。

在感慨一声的同时，或许也要清晰的认知，大观念如此，如何能单单要求法官“不食人间烟火”？在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内，判重判轻，法官有这个权力。这一切，也许到了ChatGPT之类的AI已然非常成熟的时代，才不再会成为问题，因为AI很可能不太能理解案件中出现的那些似乎不相干的描述，比如，在海安市“相约自杀”案中：妻子小陈的父母，均患有重大疾病，常年需要高额的医药费；小陈取得了其丈夫父母的谅解；相约自杀的这一年，小陈的女儿正四岁。

（作者系法律从业人员）

• （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）

杨明

关键词：